各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模式折射出中西方在危机治理体系方面的深刻差异，央地关系上是“集中体系”与“多元体系”的差异，在政府权限上是“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差异，在社会动员上是“群众路线”与“民粹路线”的差异。危机治理体系的深刻差异则源于文化逻辑，即个体本位与共同体本位的差异。虽然疫情防控充分证明中国危机治理体系的合理性，但仍应提升我国在危机治理能力上的短板，最终更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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